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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博弈新格局:地缘经济与产业民族主义崛起

2025-05-15

在全球化的旧共识逐渐瓦解之际,一种融合地缘政治、国家安全与经济主权的新范式正在浮现——这便是被称为“地理经济学”的兴起。在这一框架下,经济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游戏,而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关键战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莉安·邰蒂指出,过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运行应服从市场逻辑,政治不过是经济利益的派生工具。然而,这种“经济优先”的时代已经终结。特别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策轨迹清晰地展现出:政治不仅介入经济,更主导经济。贸易政策、产业规划、技术封锁,甚至金融制裁,正在被纳入国家战略的核心。

 

一、从列宁到特朗普: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反转

 

列宁曾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认为国家行为背后始终是资本利益的驱动。但在当下的全球语境中,地理经济学呈现出一种反向动力学:经济活动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延伸。资本的全球流动性正在让位于国家利益导向,跨国公司也不得不服从本国政府的战略需要。这种转变意味着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的贸易战、技术脱钩与产业安全政策。因此,地理经济学被视为对这一转型的理论回应,其本质是将国家行为重新置于经济活动的核心。

 

二、地理经济学的实质:强权政治的经济化包装

 

在冷战后的全球秩序中,自由贸易与市场机制曾被奉为“普世规则”,但随着美国将贸易与国家安全挂钩,现实主义逻辑重新登场。以美国为例,过去几年中,其主导的对外政策不仅限于提升本国生产力,更包含了对中国等竞争国家施加关税、制裁、出口禁令等手段,以削弱其技术与产业竞争力。

 

这种策略背后的逻辑正如一篇世界银行研究指出的那样:霸权国家的经济优势不来自自身效率提升,而源于其对他国的胁迫力。这种“强权经济学”不仅服务于霸主本身,甚至被部分学者美化为“双赢”,尽管它给目标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与发展性损害。中国当前正遭遇此类“系统性封锁”——从半导体断供到科技企业打压,再到高额出口关税和全球投资限制,皆为此策略的体现。

 

三、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解体:从新自由主义到产业国家主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思想逐渐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全球化成为信条,帝国主义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展开。发展中国家被纳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核心资本则凭借技术、品牌与制度优势获取超额利润。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一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生产性资本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资产泡沫成为增长的主引擎。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重创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化的合法性,也激发了产业政策的回归与国家干预的强化。

 

四、产业民族主义的复兴:美国产业政策的再定义

 

在这一背景下,以特朗普和拜登为代表的两届美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重新启用凯恩斯主义式的产业战略。不同的是,新时代的产业政策融合了民族主义、地缘竞争与技术安全的多重目标。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法斯托与伊恩·弗莱彻——在其著作《美国产业政策》中系统阐述了所谓“地理经济学”产业战略的三大支柱:

 

1. 重建国内关键产业,以制造业与战略科技为核心;

 

2. 通过关税与贸易壁垒抵御外部竞争,特别是针对低工资国家;

 

3. 调整美元汇率以消除贸易逆差,恢复美国出口竞争力。

 

他们明确反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并非互利共赢,而是一种结构性不平等机制,会压制高工资国家的产业能力。他们主张“有限合理的保护主义”可以激励国内投资、提升产业技术密度,最终促进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

 

五、产业政策的困境:资本主义利润率的约束

 

尽管这一战略看似有理,但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在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家产业政策的效果始终受限于企业的投资意愿。而这种意愿取决于长期利润率的回报。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无法保证可持续的超额利润,私人资本依然更倾向于投向金融和房地产等非生产性领域。

 

此外,即便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本土产业复兴,也可能面临技术瓶颈、资本外流、国际报复等一系列复杂挑战。这种政策取向在短期内可能提升本土就业,但在长期内是否能改变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劣势,仍然存疑。

 

六、历史的回声:英国的自由贸易与美国的保护主义轮回

 

19世纪的英国在失去工业霸权之后转向保护主义,今天的美国正在重走这一老路。恩格斯早已指出,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它才会支持自由贸易。一旦竞争地位被动摇,保护主义便成为主旋律。从这个角度看,“地理经济学”的兴起不是一种理论创新,而是霸权衰退时期的战略本能。

 

结语:一个混合秩序的到来

 

全球经济正在从一个以“市场逻辑”为核心的全球主义时代,过渡到一个以“国家逻辑”为主导的混合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经济与政治、国家利益与市场机制、产业发展与技术控制,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与冲突。地理经济学不过是这一现实的理论注脚;而未来的竞争,将更多地围绕技术、产业、金融主权以及叙事权展开。这不仅是国家间的博弈,更是关于未来全球秩序走向的核心之争。